【壹嘉书摘】“下辈子当中学公民教员”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下）]

任东来是著名美国史研究专家，也是国内第一位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南京大学教授。其著作《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在国内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2013年5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他的英年早逝曾在学术界引发一片惋惜兴叹。本文摘自壹嘉新书《李慎之与美国所》，原文较长，我们略作删节后，分两部分发表。第一部分回忆作者与李慎之先生的交往，第二部分概述李慎之作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的思想特色。

壹嘉新书《李慎之与美国所》登上美国亚马逊中国历史传记类新书第一名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追记李慎之先生（下）

（三）

八十年代末以后，李慎之的副院长自然当不成了。对很多职业官僚来说，这不仅是其政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是其精神生命的结束，因此是灾难性的。但对李慎之来说，他却因祸得福，开始了其紫悠思想者的历程，终于有机会把原打算藏之深山的思想化为公开文字，成为大众的公共财富。从此，中国数千（或许上万？）现职副部级干部少了一位，中国沉闷的思想界中多了一位才艺双全的独行侠。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李慎之开始走出了京城狭小的决策圈子，投身到学术与思想的广阔舞台。利用参加学术会议之便，他的足迹遍及东北、中原、江南和华南，不遗余力地倡导全球化研究，弘扬紫悠和法治的主旋律，深刻地阐述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大势、新中国外交和中国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独到看法。就我本人而言，就在1990年开封“全国美国史会议”、1991年北京“20世纪美国与亚洲国际讨论会”、1992年上海“纪念《上海公报》20周年讨论会”、1994年“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大会”、1995年 “中美关系史讨论会”、1996年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讨论会”等会议上，聆听过他的大会发言和私下教诲。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与他近距离的接触，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贡献，并产生了范围大小不等的影响。

1985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合影，李慎之为一排左八，任东来为四排右十。（图片来自网络，见“明德史馆”文章《复旦记忆》，特此鸣谢）

首先，虽然他已远离了最高的外交决策，但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仍然给以关注，并依据自己的“老根据地”美国所，继续“进谏”。九十年代初，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当时联系中美十分脆弱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些领导人甚至放出话来，取消最惠国待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可以发展与日本、欧洲的关系，况且，美国也同样会受到损失。针对这一论调，李慎之曾经用邓的一句话来说明妥协的必要性：“我是会打桥牌，不要以为自己有４个老Ｋ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Ａ”。很显然，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平衡的，而且，日本和欧洲在对华关系上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没有良好的中美关系，不可能有良好的中日和中欧关系。在美国所和其他一些机构的努力下，中 央终于采取了一些变通措施，维护了中美关系中的最惠国待遇。历史证明，正是这一关系保证了中美经济关系在政治关系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继续迅猛发展，最终成为中美关系的防波堤和安全网。其次，是他对20世纪历史的准确判断。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促使李慎之重新思考20世纪的人类历史。1990年秋的开封会议上，他明确地告诉与会的历史学者，20世纪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坍塌而结束，而且它不是开始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而是1914年萨拉勒窝刺杀事件。针对冷战结束，两极世界瓦解，他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些共领导的国家依然存在，冷战很难说彻底结束；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两分天下，因为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西方世界可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有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才能讲两极世界，在经济上，只有一个ＧＡＴ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管的西方世界。开封会议展开时，正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战与和，捉摸不定。国内主流看法是战争打不起来，但李慎之则在会议上，从当时国际和地区局势，美国的意图和萨达姆政权性质几方面入手，预言战争必打无疑。

第三，李慎之可能是国内最早意识到全球化深远影响，并且身体力行，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在1991年太平洋学会纪念哥伦布航行到美洲500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球化的意义，这篇后来发表在《世界知识》的文章，以其宏大的视野、高屋建瓴的论述、言简意赅的表达和畅快淋漓的文笔，号召人民应对已经到了的全球化大潮。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果。

第四，对紫悠主义重新估价和对启蒙的重新倡导。有人说1998年是中国重新发现紫悠主义价值的一年。而这一发现是与李慎之那篇著名的论文，《弘扬北大的紫悠主义》分不开的。在文中，他以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为由，以大陆学术界从未有过的赞扬言词，斩钉截铁地肯定了紫悠主义的普世性：“在人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紫悠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实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紫悠和紫悠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紫悠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紫悠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因为这篇文章，一些左派人士把李慎之讥讽为“中国紫悠主义之父”。李慎之的确很为自己作为新时期紫悠主义的始作俑者而自豪。1999年初，我和时殷弘教授拜访他时，他就表露了这一情绪，并且表示要再接再厉，从“五四”的传统再发掘出被主流所忽视的个人主义。但后来，我没有读到他这方面的文章，却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传统梳理中，得出了另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恒故不变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和它的对称物──奴隶主义。在发现紫悠主义价值和专制主义的遗毒时，他的确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结论未必准确，他的论据未必确凿，但是他在中国特定语境中阐发这些观念的勇气、他对问题的敏锐把握、他摆脱繁琐的经院式的论证回归常识的能力却很少有人超过他。

任东来与导师，美国研究专家，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

（图片来自网络，见陈伟文章《平生情谊兼师友——追怀校友任东来》，特此鸣谢）

第五，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极具启发性的评价和剖析。在这一问题上，他似乎处于一种非常的矛盾。90年代中期，他来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参加南大老校长匡亚明主持的中国哲学讨论会时，我非常惊讶。他解释说，他开始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了，开会是为了以文会友。当时他宣读的论文好像是《中国哲学与21世纪》，我记得文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李式排比句”：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21世纪必将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哲学是一门极富“真理性”、最具“群众性”和最能适应“时代性”的哲学，强调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可是，在2000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的重头文章，他却把中国文化传统概况为一言以蔽之的专制主义。这样的跳跃实在是让我“看不懂”。这一跳跃或许与他的文人本质有关。他对中国文化常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受，一方面醉心于其哲学部份精通简要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却痛恨其道德部份的伪善虚假及政治部份的专制暴虐，他显然无法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只能根据论题的需要，突出不同的侧重点。

（四）

1990年代后期，李慎之在出访德国时不幸中风。这次中风对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他身体尚好，思维极端敏锐，讲话底气十足。但此后，虽然思维依旧敏锐，但行动开始不便，虽有拐杖相伴，但上下台阶显得困难。在体会到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临近后，他的文章中常常出现“病废之身”，“气血已衰、身患废疾”的悲叹，其文字似乎也没有九十年代中期谈古论今、纵横天下的气势和单枪匹马、主动出击的论战姿态，其中洋溢的相信进步、崇尚理性的乐观主义情绪也有所削减，流露出很多的无奈和深深的失望，显示了一种奋斗和战斗后的疲倦，表达出一种个人难以挑战制度、现存难以摆脱传统的苦闷，于是有了下辈子“再当一辈子中学公民教员”的感叹，于是有了那篇脍炙人口、让无数网民感动落泪、难以自制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这篇感人的自述可能是中文网络世界中最有影响的一篇文字。虽然它没有文字版出版，但它必将成为千古名篇！无数的网民由此知道了中国还有一个李慎之 ，于是，李慎之完成了在短短的十年生涯中的第二次身份转变，从一个思想家成为一个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大众明星。这大概是他写作这篇文章时所根本没有想到的。但却证明了十年前他自己的论断，信息化改变了世界。

李慎之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述，但接触他的人无不被他博古通今、中西贯通的学识所触动。一位自恃才高、我行我素、颇有争议的社科院中年学者一再要和李慎之“过招”，难以摆脱后，李慎之与他深谈了一次，结果，此公逢人便讲，“李慎之的学问远在钱钟书之上”。害得李慎之只好说，此公“走火入魔”。实际上，李慎之确是钱钟书在社科院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话的知己，这既因为他们是无锡同乡，也是因为他们对中西文化有着共同的旨趣。由于他们密切的关系，胡乔木有一次因为钱钟书修改自己旧体诗的事情发生误会，还请李慎之从中斡旋。

不过，除了钱钟书外，还有一位学者赢得李慎之的佩服。他就是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在为后者身后文集所写的序中，他坦言：“仔细披阅老友的遗作，我的心情越来越深重。我得承认我对荣渠的了解是不够的，只是通过读他的文章，我才进一步认识到他的价值。当代中国据说正在经历着一个文化繁荣时期，可以称文人学者的人真是车载斗量；各种出版物何止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研究当前中国之第一大课题──现代化而又能有真知灼见者又有几人？荣渠未能尽展所长而猝然辞世，使我不能不为中国学术感到深深的悲痛”。 

从这番真诚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李慎之是个充满感情的人。很少有他这样级别的干部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正率直的天性。作为性情中人，李慎之的喜怒哀乐总是溢于言表。正如他自己所评价的那样，“我李慎之有时有一种二杆子脾气”。有时很难相信，他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在30岁不到就成为中共的高干：行政11级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他告诉我，这与他来自“延安”有关。作为末代“延安人”（1946年才到延安），他躲过了延安整风的审干和清查，而且比白区的干部更受重用。他玩命地工作，负责新华社《参考资料》（俗称大参考）的编辑，为中央提供“一日三参”，由于在1950年代中期苏联批评斯达林和波匈事件中提供的信息全面深入，深受最高领导的赞赏。自恃领导的赞赏，他便有恃无恐，加上没有经历过运动，更把知识分子的脾气带到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提出了“大敏注”的理论，最后成为“钦定”右派。回顾万事，他概括万千，告诉我：“我李慎之说一句不会右派，说十句不会右派，可是，我说了上百句！” 

他晚年曾经对人回忆说，被开除党籍后，“好像是离开了娘的孩子”，一想起自己是右派“就会掉眼泪”。他还自作多情地给毛写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在回复新华社为他平反、并赞扬他光明磊落的正式公函时，他居然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可见，他书生的痴气，不论是反右的当年和平反的以后，都不曾有丝毫的改变。

《李慎之的检讨书》由李慎之之子编辑，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

在李慎之的内心世界中，他有着与他同时代人一样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他却能超越狭隘的民族情感，从融入世界文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祖国的文化。正如他所说的：“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功夫，要能吸收其它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曾经赞扬罗荣渠是一位 “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这或许也是对他本人的最好评价。

李慎之另一位好友是担任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这两位惺惺惜惺惺的才子，50年代曾经有过密切的交往。80年代乔冠华在落魄中，李慎之常去看他。乔冠华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50年代，他们从政时曾经相互倾诉各自的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一张报纸。遗憾的是，这两位 “把一生交给党” 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了 “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我不知道这是李慎之个人的悲哀，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哀。现在，李慎之已经随他的好友而去，他们总算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中尽情实现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没能实现的理想。

（2003年4月22日至23日深夜凌晨，草于获悉李慎之先生病逝）

《李慎之与美国所》是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的老同事们为了纪念他，而撰写、编辑的纪念文集，壹嘉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为“壹嘉个人史”系列之一。亚马逊全球站点有售（中国除外）。美国亚马逊可以直接搜索中文“李慎之”，其他站点可以搜索ISBN 978-1949736205。点击“阅读原文”可直达美国亚马逊购书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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